由“婴幼儿集中隔离点”所想到的

起因是昨天看到了realcaixia和一些别的可信的人在Twitter转发了婴幼儿隔离点的状况,于是去微博搜到了零星的同款内容又转发到小区群里,本意是提醒有孩子的人不要和孩子分开,当时几个人开始说我转发谣言等等。今天微博上有了更多的照片视频资料,有了广泛的关注,于是上海网络辟谣公众号和官方媒体正式回应了此事,也就相当于承认了事实。“上海网络辟谣”纠正的唯一错误是这个地方不叫”金山婴幼儿隔离点“,而是“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本来对视频内容感到很气愤,冷静下来后意识到即使官方的辟谣内容避重就轻,事后又用摆拍澄清,对于其他的事情比如救护车拒绝施救,透析病人就诊难等问题也是给予回应,还开始招募退休的透析护士。明白了本地政府是在尽力做到之前新闻中所说的“主动加强信息发布,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不过并不说明本地政府比国内其他地方政府更优越更强,所有这些,更像是一种改革开放以来的行为惯性的留存,很多人还残留着实事求是和就事论事的习惯,这正是1978至2012年之间官方和领导人大力推行和亲自实践的价值观。

在文革刚结束时,还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即使在自留地种菜,家庭作坊请帮手,也都被所有人认作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然后有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那时起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彻底转向,而农村人直到90年代还在花钱买居民户口,因为可以“包分配”,浑然不知即将到来的国企改制和大下岗。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里,扩大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仍然是党的真诚的工作目标。直到2010年,我们还能公开讨论民主自由人权,刘瑜出版了《民主的细节》,龙应台的幼稚的散文集也能大行于世。微博可以公开说“围观改变中国”,拆迁引发的自焚可以引起私有产权保护的讨论。很小的问题折射很大的原则。

一切都在近些年的某个时刻嘎然而止。1948年学生自行开火车铺轨道去南京请愿的交通大学,又一次开风气之先河,在2009年率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新闻联播也在短短两三年里经历了缩减领导人活动报道到仅有领导人活动报道的急转弯。这个转弯是如此之急,连李开复都跟不上,毕竟刚从央视看到了领导人出行不封路的新闻,转眼自己出行就遇到了似乎不必要的封路。于是他把见闻和疑惑发到了微博上,很快迎来了删帖。很快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成了主流,至少高层和部分群众明白形势变了,可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惯性是如此之大,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洗脑是如此有效,大部分体制内的人在办事的时候仍然不能绷紧政治的弦,不能把日常生活工作和政治联系起来,试图就事论事,试图按照旧的方式维持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个月一位高中+大学同学看到关于整顿教培互联网的争论,忍不住发朋友圈驳斥,大意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历那么多制裁和摇摆都选择了正确的路,现在中国已经是当年50倍的体量,怎么可能走回头路?我记得的他的上一次转发,可能还是QQ空间或者是人人网的帖,内容是详解许家印的教授身份,敬佩之情溢于言表。我见识少,那时还不知道许家印是谁,也不知道恒大是什么公司。我只感觉,他这次又错了。

公务员,奶奶和其它


P: …我以为公务员都是比较有钱的。

I: 只是部分公务员在部分时期比较有钱。譬如书上说,80年代时最热门的职位是粮食局,因为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他们管物资的分配。在80-90年代大部分公务员和教师过得都很穷。

P: 这倒是的。我们家就是这样。我奶奶要求特别高,只吃新鲜的菜,每天还要吃两个鸡蛋。我刚出生那会儿我妈为了保障奶奶的鸡蛋,每个月都要跟同事借钱周转买菜,发了工资再还钱。

I: 你奶奶是不是地主家大小姐?

P:不知道…

I:那她是不是特别霸道?特别自信

P:霸道谈不上,但的确特别自信。就是很拽,对所有人都颐指气使

I:说不定年轻时有丫鬟使唤。

P:现在我爸妈日子过得还行…反正那些钱够吃喝玩乐了。所以我妈现在特爱国,说共产党多好,现在日子比以前好很多

I:这是以牺牲另一群人为代价的

P:是。

传奇的堂兄

Pan今天谈到了一位早以断绝来往的堂兄,可能距离上次联络已经过去了五年。此兄母子脾性类似:懒惰,爱多吃多占。据Pan回忆,在她中学年代,为了给她和妹妹热饭,家里买了个崭新的微波炉,结果堂兄来看到后立刻搬回了自己家,把Pan妈气的不行。

后来堂兄并没有上大学,又嫌弃老家亲戚们帮忙找的工作太累,于是在那个网络不发达的年代买了个学历证书,去北京闯荡,搭到了一个家境殷实的富家小姐并结为夫妻。在那段婚姻持续期间,堂兄每次回到家乡,便摆出在北京见过大世面的态势俯视众亲戚,想必Pan也遭受了不少奚落。Pan至今仍然不能理解那位小姐是如何看上堂兄的,“是不是上过大学一下就看得出来,她怎么就被那张假学历证书骗到了呢,可能是堂兄ing擅长甜言蜜语吧”。不过堂兄的本性最终暴露了,第一段婚姻以离异收场。

在那以后堂兄又前往广州闯荡,炒股赚了几十万,又娶了一位娇妻,仍然懒得工作。每当被催促时,他总是有恰当的借口:“等买了房再说”,“等生了孩子再说“,”等孩子大了再说“。此时堂兄的经济境况不如在京时宽裕,每次回乡都要劳烦另一位堂兄弟在家乡的高级饭店接风洗尘,并邀请一帮同龄人冒充大学同学陪座,以免假学历的谎言不够完美在妻子面前穿帮。这位负责接待的兄弟虽然平白付出金钱精力,倒也无怨无悔。

Pan对堂兄的母亲也大为不满。起因可能是这位常年失业的姑母从弟妹手中搜刮到了钱财,转身就进行了全家春节港澳奢侈品采购游,回来后不光炫耀经历和奢侈品,还要对勤俭持家的弟妹们(可能包括Pan父母)一顿鄙视。

Pan愤愤地推测堂兄的第二段婚姻也已经结束,人生应很落魄。

这个堂兄的经历让我想起了托马斯佩因,《常识》的作者。他们都不甘于家乡平淡的工作,娶了一个首都的妻子并以离异告终。虽然Pan没有提到,但堂兄很可能也有着强烈的对外界的不满。不同的是,佩因的母亲还是很善解人意的,因为久久没有佩因的消息,她写信给佩因之妻询问:

“我曾再三向你诉说我儿子的不孝行为,但我现在仍然迫切地想知道他的下落,请你不要以此为怪,他的忘恩负义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而且两年来一直没有给我一字一句。你碰上这样一个最恶劣不过的丈夫,我感到很抱歉。“

他妈妈不知道佩因已经与之离婚。